“献铁运动”使企业生产严重受损

　　据《石门新指南》记载，石家庄“自事变以后，各重要商业，如银行、纱厂、矿务局等，或趋倒闭，或归军管理”，侵略者不仅疯狂地掠夺当地的各种资源和物资，还对现有工业设施进行了大肆拆毁。例如，日军为满足制造军用武器，在发动的“献铁运动”中，强迫大兴纱厂拆毁1万纱锭。天津日商公大纱厂因为战时仍在照常生产，不愿拆机器，便以该厂较旧的机器换大兴较旧的机器，让大兴纱厂替天津日商公大纱厂献铁，拆毁了15000纱锭，代替它完成了“献铁”任务。

　　“七七事变”之后，石家庄炼焦厂的控制实权也操在了殖民者手里。根据《我所了解的井陉矿务局石家庄炼焦厂》史料记载，当年“石家庄炼焦厂”被改名为“石家庄骸炭厂”。该厂所生产的焦炭以及副产品，除销售给北京石景山炼钢厂、天津永利碱厂和当地部分企业外，大部分运往日本，就连堆存多年的硬沥青也被运往日本。

　　殖民统治者垄断了工商业领域

　　日本殖民者在石家庄“设各种株式会社，垄断商业，囤货居奇，操纵市场，万物高涨”。根据《石门市工作概况》等档案资料记载，殖民统治当局“对商号限制很严，如棉花、油类、金属都算军用品，不准买卖。”石家庄整个木材企业被日商控制，由三井洋行、山文洋行、渡边洋行和三菱株式会社等木厂联合组织成立的“石门市木材组合”，垄断了冀中南地区整个的木材生意。根据《石家庄木材业忆旧》一文记载，当时殖民统治者规定了东到衡水，西到娘子关，北到保定，南面包括邯郸的所辖范围内，一切木材厂同归“石门市木材组合”管理。每个木材厂都需要上交军用木材75立方米，否则，不给办理木材许可证。没有许可证不仅无法运输，随时都有可能被查处，可能被没收货物，并存在生命危险。

　　日本殖民者的直接经营，垄断了石家庄的大批工商业部门，据《石门新指南》的统计和记载，截止到1941年9月底，日本人以及朝鲜人在石家庄开设的商店约八百余家，石家庄的其它各类商家也都没有逃脱殖民地化的厄运。特别是日本殖民统治者甚至把一些近代企业直接变成了为殖民侵略服务的生产基地，“如造手榴弹、炮弹的铁工厂，磨制军粮的面粉厂，军用酱油厂、被服厂等都得到某些发展。”

　　石家庄作为军事重镇和商业中心，在沦陷期间，殖民统治者“对于一切房产之建筑、企业之开发、以及各种商店之经营，为数甚多”。虽然此时石家庄的商业、经济、城建等经济活动依然有所发展，不仅提高了城市行政地位，促进了城市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对城市的物资运输、仓储能量、军需生产、供应能力、调拨速度等也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拉动了城市部分产业扩大生产，但是，这些都是服从或服务于当局者军事功能的，城市经济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

　　日本拟将石家庄开发为华北大都市

　　1939年10月，在伪石门市公署和日本当局以及日本专家主持下，由建设总署北京工程局协助制定了《石家庄都市计划大纲》。日本殖民统治当局极为重视石家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塞的战略地位，城市街区规划建设面积为38平方公里，规划人口规模为50万。根据《石家庄都市计划大纲》的规划设计，规划区主要是居住用地，工业用地较少，提出了禁建区和保留空地，隔离了住宅区和工业区，规划发展主要方向在桥西，工业区设在市区东北部，行政区设在市区西南部。该规划体现出了石家庄军事城市的特征，各种兵营、军工厂、军火库、交通等成为重点，并且很快得到实施。按照《石家庄都市计划大纲》建设石家庄“城郭”的设计方案，其“城墙”不是建在地上，而是采用了地下挖“城墙”的方式。大致的城池规模“以京汉线现在车站为中心，东约三公里，西约四公里，北约三公里，南二点五公里，大体成一长方形，其面积约三十八平方公里。自石家庄军事城市拥有了“地下城墙”保护之时，就意味着它对城市工商业的流通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石家庄新建的“地下城墙”不仅割断了城内外的交通，还变更了石家庄城市内部存在的农业生产环境，制造了城里农民与城外土地的分离，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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